近期，各地掀起新一輪對醫藥代表的打擊行動。比如，廣東省某大型腫瘤醫院發起突擊檢查，多名藥企的醫藥代表被醫院保衛處帶走調查，起因是在患者看病的高峰時段，醫藥代表聚集在科室走廊等候“日常拜訪”醫生，影響診療秩序。

這不是個案。

長期以來，反對醫藥代表行業的聲音認為，醫藥代表是中國醫藥灰色、黑色利益鏈的主要構成。參與國家醫保局招采信用評價課題的咨詢顧問王宏志告訴筆者，中國醫藥工業百強藥企里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在司法機關、市場監管部門有行賄記錄，有一家企業7年涉案47起。“三明醫改”操刀人詹積富也透露過，為爭奪醫生對藥品的處方權，醫藥代表犧牲了患者和醫保資金的利益——醫院要從藥品加成中獲得1元利潤，患者和醫保資金就要相應多支出7.67元；醫生要從“回扣”中得到1元，患者就要多花費4元左右。

但是，醫藥代表是否天生就是惡人？醫藥代表行業是否被污名化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公立醫院從財政全額撥款轉向自負盈虧。受財政能力限制，原衛生部出臺了“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辦醫政策，“以藥補醫”鋪滿公立醫院的自主創收之路。當時中國公立醫院、臨床醫生的新藥遴選水平差，診療規范性不足，更沒能力獨立開展藥物臨床試驗和臨床研究。跨國企業的醫藥代表就有點像現代藥學、新藥研發在中國的布道者。在30年前的黃金時期，當西裝革履的醫藥代表進入三甲醫院，醫院領導都親自出馬，科室成員列隊迎接，掛橫幅、拍合影，視同貴賓，奉為師長。

醫藥代表開始從“學術型”轉為“關系型”職業，源于上世紀90年代中國醫藥制造、流通行業惡性膨脹導致的“小散亂”格局。到世紀之交，中國新增藥品批文已經上萬份，醫藥流通企業數量漲到16000多家。然而，公立醫院總盤子沒變，藥品醫院準入如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明面上違法違規地請客、送禮、塞錢；暗地里虛高支付講課費、咨詢費、出境差旅費；或者打“溫情牌”每天給醫生買咖啡、送零食、接孩子上下學。

醫藥代表行業與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希望通過醫生資源實現快速致富，無可厚非。行業改革的關鍵，是推動醫藥代表的執業行為陽光化、合規化，站著把錢掙了。今年6月，國家藥監局公開征求意見的“醫藥代表備案管理辦法”已經明確，醫藥代表不是銷售崗位，不得承擔藥品銷售任務，而是要回歸學術推廣、技術咨詢、協助醫務人員合理用藥等。

以此為標準，全國200多萬醫藥代表中，八成以上面臨轉型。處于金字塔尖的財務自由人士開始轉型營銷咨詢、戰略咨詢業務；處于塔身的大部分白領人士開始“惡補”日新月異的醫藥生物技術知識；處于塔基“跑關系”的業務員只能被清出行業。隨著更多醫學、藥學專業背景的碩士、博士進入醫藥企業醫學事務部，新一代醫藥代表有望顯著改善醫藥行業風氣。

國家對醫療行業的改革，從未如此迅猛。

近日，麗水市中心醫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李培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

雷李培利用職務之便，在藥品、醫療器械及耗材的引進和使用過程中，收受醫藥企業332萬回扣；部分回扣交給科室，留下作為科室活動經費。

隨著案件細節的曝光，藥企的灰色營銷手法也逐漸浮出水面。

雷某在拿到藥企銷售的回扣返點之后，就將一部分留給自己，剩余的交給科室，科室會按照醫生的開藥量來發錢。也就是說：普通的醫生要想拿到更多的錢，就得給病人開更多的藥。

隨著越來越多的諸如此類案件細節曝光，一些地方藥品“回扣式”銷售成了公開的秘密，許多產品的回扣比例都是提前談好的。有醫藥代表坦言：“用藥品價格45%左右的回扣，招攬在醫院有關系的二級代理商打開銷售渠道。” 

醫藥代表違規被抓

8月14日，某地醫院內有醫藥代表被抓。除了被抓還有被調查，據藥斯拉分享，11日，金華xx制藥的代表在家中被帶走調查，被帶走原因為其頻繁出入科室，這位醫藥代表是一名地區經理，手機里有許多利益相關資料，以及客戶轉賬記錄。

一般銷售人員在跟醫務人員接觸的時候，都是利用“拉近感情”、“培養友誼”、“感謝關照”為名義贈送紅包、購物卡等。隨著監管加強，行賄手段也更加隱蔽，如為醫生請保姆，幫助子女升學，或把賄賂款列為咨詢費、推廣費等。

干掉醫藥代表，砍掉醫生回扣。一個由內到外，斬斷醫生收取回扣的黑手，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千人斬”行動真的動起了真格。

6月5日，國家藥監局公開征求《醫藥代表備案管理辦法（試行）（征求意見稿）》意見，來規范醫藥代表的從業行為。

辦法指出， 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不得有下列情形：鼓勵、暗示醫藥代表從事違法違規行為；向醫藥代表分配藥品銷售任務，要求醫藥代表收款和處理購銷票據；

7月29日，廣州某腫瘤醫院突擊，多位醫藥代表被醫院保衛處帶走接受調查。據業內人士爆料，一行有十幾個醫藥代表被抓。事發后該醫院發布公告，明確工作時間禁止任何代表到科室。嚴重違規者將受到停用相應公司產品，違規的醫藥代表將上報保衛科嚴處。

醫藥代表不得有下列情形：未經醫療機構同意開展學術推廣等活動；承擔藥品銷售任務，收款和處理購銷票據；參與統計醫生個人開具的藥品處方數量；對醫療機構內設部門和個人直接提供捐贈資助贊助。

7月23日，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部際聯席會議第二十二次會議在京召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出席會議并講話。

會議要求，2020年糾風工作要繼續嚴厲打擊欺詐騙取醫保基金行為，鞏固醫藥流通領域糾風成效，堅決清理行業亂象，積極應對疫情防控風險點，確保各項工作取得實效。

日前，國家醫保局又高調下發《關于建立藥企信用制度征求意見稿》，明確要求：企業承諾不進行醫藥賄賂等行為，且藥企對其雇傭人員或具有委托代理關系的經銷企業為己方藥品或醫用耗材實施失信行為承擔責任。一旦藥企被查出存在賄賂等行為，將受到相應處罰，輕則警告，重則取消產品中標資格。

山雨欲來風滿樓。不久前，國家級媒體曝光了安徽淮北的窩案，震驚全國。

一場醫藥行業反腐風暴正在各地醞釀，8月只是開始。

有消息稱，7月24日公開的《2020年醫療行業作風建設工作專項行動》將在本周正式開始“整治階段”，全國開展為期15天的巡查。各地衛生行政部門負責本級醫院和醫務人員的違規行為，國家層面則派出專員，抽查各地醫院。

此前，《健康報》披露遼寧已經于8月15日拉開全省大型醫院巡查，覆蓋范圍為所有二級以上公立醫院。本輪巡查將持續到2022年6月。

國家層面巡查則據稱包括了北大人民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湘雅二醫院等15家醫院。

雖然各級巡查都指明了重點是黨建、行業作風建設等內容，但核心內容就是一條：

嚴查醫藥行業違規違紀違法問題

隨之而來的是，各地抓醫藥代表的消息逐漸多了起來。醫院為求在巡查中自保，開始將壓力向下傳導，對原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醫藥代表下起了“狠手”。

而且，這陣風要刮多久，已經不再取決于醫藥行業的主管部門。

8月14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布新一期《反腐三人談》，駐衛健委紀檢監察組副組長楊威介紹了今年“強化政治監督，嚴查違規違紀違法問題”的工作部署。

楊威表示：下一步，我們將聚焦常態化疫情防控、決戰決勝脫貧攻堅、醫保基金使用監管、治理高值醫用耗材改革等重點工作，持之以恒做好政治監督，從嚴查處違規違紀違法問題。

中央紀委明確的打擊方向是醫保違規和欺詐騙保，這其中就包括了早已成為沉疴的醫療腐敗問題。

正在進行的全國和各省醫院巡查，是貫徹中央精神的具體執行工作。而首當其沖的，活躍在各地醫院的醫藥代表成為被打擊的對象。

近期已經有多地爆出醫藥代表在醫院被驅趕和帶走問話的事情：

7月29日，廣州某腫瘤醫院，十幾個醫藥代表被帶到醫院保衛處。

7月30日，北京某知名醫院保衛處在門診8樓巡邏中發現穿白衣的醫藥代表1名，隨機將其帶到警務室，醫院也在第二天宣布停用涉事企業的藥品。

8月11日，浙江金華某企業一名地區經理被帶走調查，可能涉及與醫生和客戶的大量利益關系。

8月13日，業內又傳出三甲醫院驅離醫藥代表的現場畫面。

湖南、遼寧、浙江、江蘇……近一個月里多地發生的醫藥代表被驅離事件，都釋放出強烈的信號，懲治醫藥商業賄賂已經不會像是以前那樣一陣風的行動。

很多醫院把訂立了好多年的《醫藥代表來訪接待審批規定》又拿了出來，要求所有產品介紹、學術講座、臨床試驗等活動都必須事先提交申請，備案登記，對每家企業的進院人數也有嚴格的規定。

2020年重點推的“醫療行業作風建設”，核心就是衛健委一直倡導的“九不準”。包括：1.不準將醫療衛生人員個人收入與藥品和醫學檢查收入掛鉤；2.不準開單提成；3.不準違規收費；4.不準違規接受社會捐贈資助；5.不準參與推銷活動和違規發布醫療廣告；6.不準為商業目的統方；7.不準違規私自采購使用醫藥產品；8.不準收受回扣；9.不準收受患者“紅包”

9條里面，至少有5條針對的是醫藥代表這個群體。

對于立足已久的成熟企業來說，暫時的困難或許還能應付一陣子。

恒瑞醫藥2020年中報顯示，公司銷售費用達到40.2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0.3%。生老病死由不得疫情，但銷售活動卻在疫情期間被極大壓縮。很多地方的醫院門庭冷落，連病人都見不到幾個，能花出40億的銷售費用，也是恒瑞銷售能力的體現。

但對于很多要立刻打拼市場的企業，疫情和新禁令的疊加效應，可能會造成較大的沖擊。

2020年是很多創新藥企的“商業化元年”。再鼎醫藥內地首個上市藥物尼拉帕利1月13日舉辦的上市會；歌禮制藥在去年11月29日拿到的藥品經營許可證；基石藥業也在去年12月開始組建商業化團隊……還有諾誠健華、復宏漢霖等一大批企業都正在或即將招兵買馬，準備大干一場。

此前，創新藥企業們磨刀霍霍拼新藥上市進度，如今眾多新藥瓜熟蒂落，企業們開始比“市場能力”。只是，當下的環境卻并不適合銷售業務的開展。

當然，學術交流的方式多種多樣，不僅僅是院內推廣。但政策高壓之下，很多正常的學術活動都有可能引發不佳的聯想，勢必極大減少企業與醫院、醫生接觸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國家控制藥價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強。仿制藥層面，8月20日即將開始的第三批國家帶量采購已經納入了86個品規，而且有消息傳出，到2022年要實現覆蓋500個品規，國家不開展的，各省自己組織開展。這幾乎要將近80%的常用藥物帶進極其殘酷的價格戰之中。

創新藥層面，每年進行的醫保價格談判將成為各家國內企業的必爭之地。盡早納入醫保，爭取一個合適的價格，才是各家創新藥企應對市場競爭的最好避風良港。

然而醫保每年給價格談判的支付額度也很低。2019年97款藥品總的采購金額不超過150億元。所以在砍價時各談判組想盡各種辦法壓低價格。

2019年的價格談判中，PD-1類藥物僅有國內企業信達生物一家入圍，而且談判價格與幾家國內企業品種的實際售價相差無幾。這令行業大為不解：企業實際讓利并不是很大，為何不積極爭取進入醫保的機會？

業內專業人士分析：這與企業的價格底線有關，說明國內相關產品價格競爭已經十分激烈。實際成本偏高，企業沒有太大的降價空間。

尤其是對于僅有一兩個品種上市的創新藥企來說，研發或許能在資本的支持下不斷突破，但如果不能通過市場實現自身造血，資本最后也會跌入無底洞。

嚴打醫藥行業腐敗可能引發的次生災害，現在還沒被充分意識到。